今天到場的大概有 5000 位女性。在我們中，有 1250名女性已經或者將會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遭受侵犯。而在這四分之一的被性侵人數中，只有 10% 的女性會講出來，而剩下 90% 的女性則會選擇去沈默地逃避，其中的一半是因為事件牽扯到了一位親近的家庭成員或者一個她們認識的人，所以她們覺得更難面對或者講起；另外一半的女性根本不會去談論它，是因為她們害怕沒人會相信。
她們是對的——我們確實不信。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為什麼我覺得大家不會相信這些受害者。
我們不會相信她們，是因為當一位女性講述自己的經歷的時候，她講述的事都是我們很難想象的，會讓我們感覺很不舒服，也是我們不想聽到的意料之外的事。
我們期待會聽到的是：「一個少女在 Mitre 鐵道的附近被強姦。事件發生在午夜，她正在回家的路上。她說有人從後方襲擊了她，告訴她不許大喊，說他有槍，並告訴她不要動。他強姦了少女並逃離了現場。」 當我們聽到或者讀到一則這樣的故事的時候，會馬上開始想象現場的場景：一個強姦犯，頹廢的人渣；還有一個受害者，年輕貌美的女性。我們想象的場景只有 10 到 20 秒，畫面很黑，而且是二維的；沒有動作，沒有聲音；好像裡面沒有人參與。但是當一個女性講述自己經歷的時候，不可能在 10 到 20 秒內就講完。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一位我稱為 「Ana」 的女性的證詞。她是我採訪過的 85 位女性中的一位，當時我在進行性侵犯的研究。
Ana 告訴我：「我和辦公室的姐妹們一起去了我們經常去的酒吧，認識了幾個小伙子。我和其中一個超酷的男生很合得來，所以我們聊了很久。大概凌晨 4 點，我告訴姐妹們我們該走了，但她們卻想留下。所以 ，那個男生問我住在哪，說如果我同意，他可以載我回家。我答應了，然後和他一起離開了酒吧。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他說他很喜歡我，然後摸了我的腿。我不喜歡男生這麼對我，但是他整晚都很熱情，我告訴自己：‘不用想太多，如果我現在質疑他，而他其實並沒想幹什麼，那我就冒犯了他。’ 到該轉彎的時候，他卻一直往前開。我以為他開錯了，就告訴他：‘你剛才應該轉彎的。’ 但是我感覺有點不對勁。現在想起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沒有聽從自己的心聲。
當他停在了高速路的旁邊，我才真的怕了。但是他告訴我要放鬆，說他很喜歡我，並說如果我不願意，他是不會強迫我做什麼的。他的態度還挺好的，我就什麼也沒說，因為我很怕把他弄急了，把情況搞得更糟，萬一他車里有槍怎麼辦。突然，他撲到我身上，試圖親吻我。我拒絕了，我想把他推開，但是他狠狠按住我的胳膊。我使勁掙脫了，想打開車門，但是他已經把門鎖了。而且即使我下了車，又能去哪呢?
我告訴他，他不應該是對女生能做出這種事的男生，而且我也喜歡他，但不代表他能做出這種舉動。我試著安撫他，對他說好話，我以姐姐的口吻和他講話。突然，他用一隻手捂住了我的嘴，用另一隻手解開了腰帶。當時我還以為他想勒死我，我從沒有過這麼孤獨的時刻，好像被人綁架。我告訴他趕快完事，然後送我回家。」
聽了這個故事你有什麼感想？肯定腦中有幾個問題了，是嗎？比如：為什麼她沒有搖下車窗呼救？為什麼她覺得不對勁的時候沒有趕快下車？為什麼她讓這個男的送她回家？
當我們不是從新聞上聽到這類故事，也不是聽我這樣的演講者在台上講述，而是從認識的人那裡聽到時，我們知道那些人是因為信任我們，才願意分享她們的經歷，所以我們必須聆聽。但其中有些內容我們無法理解或接受，於是困惑、問題和懷疑都會出現。這讓我們感覺很糟，很有負罪感。
為了保護自己免於這種不適感，我們有一個選擇，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中我們希望聽到的部分：車里的槍、鎖住的車門、偏遠的地點。我們試圖去忽視故事中我們不希望聽到、不想聽到的部分：比如她告訴男生她也喜歡他，或者她告訴我們，她像姐姐一樣和他交流，或者她讓他載她回家。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相信她，才能有信心地、真正地把她當作受害者。我稱這個為「受害者的受害化」。稱之為「受害化」的原因，是為了相信她是無辜的，她是受害者，我們需要把她看成是無助、軟弱和沈默的形象。
但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避免不適感，而且是完全相反的方式：我們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那些我們不期望聽到的部分，比如「我友好地與他談話」，「我請他送我回家」，和「我讓他快點結束」。然後我們刻意忽視那些我們期望聽到的東西：在車里的槍和被隔離的狀態。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如果我們緊抓疑點不放，心裡就能舒服一點。
然後新的問題就出現了，比如：誰讓她去那些酒吧的？你看到她和朋友們如何打扮了吧？超短裙、低胸上裝？不然還會是什麼？
這樣的疑問並不算是真正的問題，而是對她們的評判，這樣的評判得出的結論是：她自找的。這樣的結論彷彿是被「事實」證明的：她沒有提到自己在被強姦前有過掙扎，也代表著在說她其實根本沒抵抗，她默許了惡行。如果是她自找的，並且同意了此行為，我們怎麼能稱之為強姦呢?
我管這個叫 「受害者有罪論」。這些讓人們指責受害者的言論，我們肯定都有想過，包括受害者和侵害者自己也想過。正因如此，當 Ana 來找我聊的時候，她告訴我她不知道自己的證詞是不是會有用，因為她不確定發生在她身上的事算不算是強姦。
正如我們大多數人一樣，Ana 確信，強姦更應該像是武裝搶劫，一種持續四五分鐘的惡行，而並不是和一個看上去不錯的男生整晚暢談，然後變成一場綁架。她害怕自己可能會被殺害，她害怕會遭受暴力，所以只能放棄自己的身體。也正是在這時她意識到，強姦是不一樣的。
Ana 從沒和任何人講起這件事。她本可以告訴自己的家人，但她並沒有，因為她很害怕，害怕不管她選擇把這個故事講給誰聽，人們都會有和我們相同的反應：會充滿困惑、懷疑，會有那些常有的問題。而當這樣的事發生時，可能會比強姦本身更糟。
她本來也可以選擇告訴自己的朋友或者姐妹。若是有男友或丈夫的姑娘，情況會非常糟：男方臉上或者聲音里有的絲毫疑慮，對於女方來說都是毀滅性的，然後可能會造成他們感情的破裂。
Ana 保持了沈默，因為在內心深處她知道：沒有人，我們中沒有人，會希望聽到 Ana 在那時究竟做了什麼，包括她的家人和心理醫生，更不用說警察和法官。
首先，Ana 說了「不」。當她發現說「不」並沒有產生任何效果時，她選擇了友好地和他談話。她試圖不去加劇他的暴力，或者給他任何暗示。她和他聊天就好像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一樣，這樣那個男人就不會覺得她會在之後舉報他。
現在我想問你們：她所做的所有事情，難道不屬於抵抗嗎？
對於所有或至少大多數人來說，不屬於。或許這是因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它不屬於 「抵抗」。在大多數的國家，法律仍要求受害者證明她的無辜，受害者需要去證明她的無辜，需要展示身上的傷痕，作為她被牽扯到了一個與施暴者激烈而持續的打鬥的證明。我可以向你保證，在大多數的案件中，即使有一定數量的傷痕也是不夠的。
我聆聽過許多女人的故事。我沒有聽過她們中任何一個人談論自己的時候像描述一件完全服從對方意志的物品，恰恰相反，她們聽起來很震驚，甚至為自己當時的冷靜有些自豪，因為她們事後回想，覺得自己當時的頭腦一直都保持著清醒，注意到了每個細節，彷彿這麼做能讓她們多少控制住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接著我意識到，女性在這類事件中所做的就是去談判妥協：她們用性來交換性命，她們請求侵犯者迅速地完事，這樣事情才能盡快結束，把損害降到最低。你可能會很難相信，她們屈服，讓自己的身體被侵入，是因為這樣可以讓性侵與性愛或者情感的場景拉開距離。她們向侵入屈服，是因為來自施暴者的親吻、愛撫和溫柔的話語，比入侵身體更令受害者痛苦。
現在，如果我們繼續認為強暴是罕見的事情，強暴犯們都是社會底層的頹廢男，而不是會在週末的晚上出門追求女性的大學生或商人；如果我們繼續認為受害者都是那種會當場昏倒的拘謹柔弱的女性，而不是自信的女人——那麼我們的無法傾聽將會延續下去，而女性無法將事情說出的情況，也將會繼續存在。她們的沈默和孤獨，我們也將負有責任。